在全球鋼鐵行業的低碳轉型敘事中，“路線圖”曾長期占據核心位置。無論是2030年的階段性減排目標，還是2050年的碳中和愿景，主要鋼鐵企業幾乎都已給出明確表態，技術路徑圖景也日趨完整。但隨著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進入實施階段、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TS）中工業免費配額的退出時間表逐步清晰，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正在浮出水面：海外鋼企的這些低碳項目路線圖，究竟有多少正在轉化為可執行、可落地的工程項目？
在碳成本逐步顯性化、制度時間表不斷收緊的背景下，低碳轉型不再只是方向選擇的問題，而越來越取決于企業能否在有限時間窗口內完成關鍵的技術和資產調整。相比是否提出了激進目標，更具決定意義的，是低碳項目是否已經立項或開工，是否進入不可逆的工程推進階段，能否在制度全面收緊之前形成具有規模意義的替代能力。基于這一判斷，本文聚焦海外主要產鋼區域已披露項目的工程階段與現實約束，重點考察其是否進入實質性推進階段、是否具備明確時間表，以及在能源、融資和政策條件變化下所面臨的調整與延后情況。分析中，本文將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與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視為一套相互銜接的制度時間表：前者通過碳價與免費配額退出約束歐洲國家鋼企，后者則將這一約束外溢至全球貿易體系。可以清楚地看見，在這一統一節奏下，不同地區、不同工藝路徑之間的工程落地時間差，正被持續放大。
歐盟
制度約束最強，但低碳工程進展正在放慢
從制度設計看，歐盟無疑是全球鋼鐵行業低碳轉型約束最為嚴格的地區。一方面，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碳價長期處于高位運行，工業免費配額的退出路徑已經明確；另一方面，其碳邊境調節機制作為配套工具啟動，進一步強化了高排放將承擔真實成本的長期預期。在這一框架下，歐洲鋼鐵行業一度被視為最有可能率先完成低碳轉型、并建立先發優勢的區域。
然而，從近兩年的項目推進情況看，制度強度并未轉化為工程落地的加速度。相反，該地區多家頭部鋼企的關鍵低碳項目正呈現出一種清晰但克制的趨勢：轉型方向未變，但工程節奏明顯趨于謹慎，部分項目被拆分、延期或重新排序。這并非企業低碳承諾的動搖，而是工程層面現實約束集中顯現的結果。
以安賽樂米塔爾（以下簡稱安米）為例，其曾在德國、法國等地規劃多項氫基直接還原鐵項目，被視為歐洲地區氫冶金轉型的重要支點。然而，在2024年—2025年，其相關項目陸續被取消或調整。安米明確表示，在當前能源價格、政策支持強度與市場條件下，氫基直接還原鐵難以形成可行的商業邏輯。盡管安米已在多個國家獲得可觀的公共補貼承諾，但整體規模仍不足以覆蓋高額的資本與運營成本，最終未能推動項目進入最終的投資決策階段。在此背景下，安米將重心轉向電爐擴建與漸進式減排，將氫冶金降級為長期選項，僅保留工程與技術準備。
相較之下，德國鋼企蒂森克虜伯推進的“tkH2Steel”項目，體現出一種更具“路徑鎖定”意味的工程策略。該項目在獲得歐委會與德國聯邦及州政府批準的國家援助后，已啟動首套直接還原裝置的氫氣供應招標，標志著該項目進入工程與供應鏈準備階段。但在實施節奏上，“tkH2Steel”項目并未采取一次性切換方案，而是明確采用天然氣向氫氣逐步過渡的路徑。其中，其氫氣使用計劃最早于2028年啟動，100%氫氣運行目標則設定在2029年以后。這一安排反映出該公司在鎖定長期替代方向的同時，刻意避免在能源與市場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提前承擔高風險、不可逆的資本投入。
薩爾茨吉特的“SALCOS”項目，則更集中地體現了“先示范、后放大”的風險管理邏輯。該項目首期工程仍按計劃推進，計劃于2027年投產，并已啟動電解槽建設和綠氫采購安排。但在拓展階段，薩爾茨吉特已將原定于2026年做出的后續投資決策推遲至2028年—2029年，其給出的理由直指市場環境惡化、能源成本高企以及當地政府政策支持不足。在當前條件下，企業選擇暫緩規模化放大，以控制資本暴露和成本風險，其結果是，真正具有系統性替代意義的產能轉換被推遲至2030年后。
從更廣的視角看，這種工程節奏的趨于謹慎的態勢并不只體現在既有鋼企的轉型項目中。即便是不承擔高爐退出壓力的綠地氫冶金項目，也開始顯現出類似特征。以瑞典的Stegra（原H2GS）為例，該項目雖在技術路徑上具備高度完整性，但在推進過程中同樣經歷了項目節奏調整和融資壓力上升，原本依賴的公共資金和政策支持條件趨于審慎，部分建設安排被重新評估。在資本成本上行和財政托底能力下降的背景下，其實施邏輯亦從“快速放大”轉向更強調分階段推進與財務的可持續性。
從這一意義上看，歐盟鋼企的項目樣本揭示的并非“轉型意愿不足”，而是一種在制度壓力與工程現實之間不斷權衡的結果。該地區政策確實在持續壓縮時間窗口，但尚不足以單獨克服能源成本、融資環境和工程周期所構成的結構性約束。可以預見，制度約束最強的地區，反而最能清楚地看到低碳工程落地的難點所在。
日韓
技術路徑完整，但工程與制度時間表錯位
與歐洲鋼企更多受制于能源價格和財政約束不同，日本和韓國鋼鐵企業所面臨的低碳轉型挑戰更具結構性特征。在既有高爐體系高度成熟、產品結構以高端板材為主的前提下，其低碳轉型在技術路徑上并不缺乏選項，但在工程落地的性質與節奏上，仍與國際制度所設定的時間表形成錯配。
從路線圖層面看，日韓鋼企的低碳規劃并不保守。無論是日本制鐵還是浦項制鐵，均已構建起涵蓋高爐體系減排、電爐擴展以及氫基煉鐵的多路徑組合，其技術完整性在全球主要鋼鐵集團中處于領先位置。但若將觀察重點從“路徑是否存在”轉向“哪些路徑已經進入不可逆的工程階段”，差異便開始顯現。
以日本制鐵為例，其低碳轉型呈現出明顯的分層推進特征。在短中期內，其已在當地政府政策支持下顯著加快電爐化投資節奏。2025年以來，日本制鐵宣布在八幡、廣畑、周南等地新建或改造多座電爐，并明確投產時間表，相關項目已進入實質性工程實施階段。這標志著日本制鐵的低碳轉型，已從單純的技術儲備，轉向以電爐為核心的過渡性工程落地。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一輪電爐投資更多承擔的是階段性減排與產線結構優化功能，而非對既有高爐體系的系統性替代。與之并行的是，日本制鐵仍持續推進以氫為核心的高爐減排與替代技術，其“COURSE50”項目已在試驗和實際運行高爐中驗證了約30%的減排潛力，并在此基礎上布局減排幅度更大的“Super COURSE50”路線。然而，無論是深化高爐減排，還是氫基直接還原鐵與電爐一體化工藝，目前其選擇的路徑仍主要停留在研發與示范階段，其具備規模意義的工程化落地時間，普遍指向30年代中后期。
浦項制鐵的轉型邏輯在結構上高度相似，但更強調過渡性技術的系統組合。在短期內，浦項制鐵通過提高廢鋼利用率、發展低鐵水比轉爐操作、引入大型電爐，并同步部署碳捕集利用與封存項目，持續壓低既有高爐體系的排放強度。這些措施已在部分基地得到實質性推進，為應對客戶減排要求和制度壓力起到了階段性緩沖作用。在更具決定意義的替代路徑上，浦項制鐵將HyREX（氫還原煉鐵）工藝作為長期核心方向，計劃在2030年前后完成示范并逐步推動商業化。與傳統豎爐直接還原鐵路線不同，HyREX工藝基于流化床工藝，可直接使用鐵礦粉而非高品位球團礦，在原料適應性和潛在成本結構上具備優勢。但同樣需要看到的是，該路徑距離大規模工程應用差別較大，仍高度依賴低成本氫氣與電力體系的成熟，其不可逆的資本性投入尚未真正啟動。
綜合來看，日韓鋼企的共同特征并非“缺乏行動”，而是工程落地呈現出明顯分層：過渡性減排路徑已進入集中建設階段，而決定長期排放結構的替代性路徑仍停留在示范或前期準備階段。這種節奏在技術和經營邏輯上具有合理性，卻不能與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碳排放交易體系所設定的制度時間表適配。隨著2030年前后歐盟工業免費配額加速退出，排放差異將更直接地轉化為成本差異，而屆時日韓鋼企的深度減碳替代路徑，很可能仍處于工程規模應用的早期階段。這一“時間錯配”問題，又受到其自身結構條件的提升：本國市場容量有限、電力與氫能資源約束顯著，加之全球制造業競爭加劇、盈利空間承壓，企業在工程節奏上更傾向于穩步推進而非提前切換。
因此，日韓鋼企面臨的核心挑戰，并非方向選擇錯誤或技術能力不足，而在于在制度全面收緊之前，其是否能夠憑借既有轉型節奏完成關鍵跨越。國際政策變化正在放大，并不是“誰已經開始轉型”，而是“誰能在時間窗口內完成結構性切換”。在這一意義上，時間本身，正在成為決定日韓鋼企低碳競爭力高低的重要約束條件。
印度
新增產能窗口期中的路徑鎖定風險
與歐盟和日韓的鋼企主要面對“既有高爐資產如何降碳”的問題不同，印度鋼鐵行業正處在一個更具前瞻性、也更具風險意義的階段。隨著新增產能持續推進，當前的工藝選擇和工程決策，正在提前鎖定未來10年以上的排放結構與制度適配能力。在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碳排放交易體系構建的統一時間表下，印度鋼企并非制度討論中的邊緣變量，而是正在通過當下的擴張路徑，為未來的碳成本敞口定價。
從歐盟鋼鐵進口結構看，印度已成為碳邊境調節機制框架下不可忽視的參與者。近年來，印度鋼材，尤其是板材產品，對歐出口呈增長趨勢，逐步嵌入歐盟制造業供應鏈。這意味著，印度鋼企所面臨的，并非抽象的遠期約束，而是與其出口競爭力直接相關的制度外溢壓力。
與多數已進入存量改造階段的鋼鐵經濟體不同，印度鋼鐵行業的一個關鍵特征在于，主要擴張決策仍在發生。印度塔塔鋼鐵與印度京德勒西南鋼鐵公司均在推進明確的產能擴張規劃，使印度成為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背景下一個典型的“選擇窗口期”樣本——當前階段的工程落地決策，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些企業未來20年的排放結構與成本曲線。
從企業實踐看，印度塔塔鋼鐵的低碳布局呈現出高度區域分化的特征。在歐洲地區的業務中，其已進入明確的工程替代階段：英國塔爾伯特港高爐關停并轉向廢鋼電爐，荷蘭艾默伊登則推進氫直接還原鐵—電弧爐路徑，并獲得大規模公共資金支持，相關項目在時間表和工程安排上均具備較高確定性。但在印度本土，情況明顯不同。現有規劃顯示，印度塔塔鋼鐵在本土的新增產能幾乎完全依賴高爐—轉爐體系，僅配置規模有限的短流程冶煉項目，尚未形成具有替代意義的直接還原及電爐工程布局。由此形成的局面在于其低碳能力主要積累在歐洲，而排放鎖定風險卻集中在印度新增資產之上。
印度京德勒西南鋼鐵公司在技術探索層面則表現出更強的前瞻性。其已在部分基地開展與氫氣相關的試驗，并規劃建設具備可轉為用氫潛力的直接還原鐵—電弧爐項目，使其在設計碳強度上處于印度鋼企的相對前列。然而，從整體擴張結構看，高爐體系仍然占據其主導地位。即便考慮該公司已公布的低碳項目，新增產能中高爐—轉爐路線仍占絕對比重，低碳工藝更多扮演補充性角色，而非對長流程形成實質性替代。
這意味著，印度頭部鋼企在低碳轉型上并非缺乏方向，而是受到現實條件的顯著約束。天然氣與氫氣供應、電力基礎設施穩定性、融資成本以及本土市場對低碳鋼溢價的接受程度，均制約了低碳工藝的工程化落地節奏。在這一背景下，該國鋼鐵企業往往選擇在路線圖層面保持靈活，而在工程落地層面采取相對審慎的推進策略。
與歐盟和日韓相比，印度鋼企仍然擁有一個獨特優勢：時間尚未被既有資產完全鎖定。只要新增產能的工藝選擇能夠逐步向更低碳路徑傾斜，其制度適配能力仍有可能在未來數年內顯著改善；反之，如果當前階段大量新增高爐資產完成落地，則可能在2030年后迅速轉化為國際政策變化約束下的結構性成本壓力。
因此，印度樣本所揭示的，并非“是否轉型”的問題，而是“在何時、以何種工程方式鎖定未來”的抉擇。對印度塔塔鋼鐵與印度京德勒西南鋼鐵公司而言，當下的工程落地決策，正在把低碳轉型從一個遠期議題，轉化為關乎出口競爭力與資產安全的現實變量。
中東國家
低碳起點與工程靈活性形成的順周期樣本
在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與碳排放交易體系所構建的制度框架下，中東鋼鐵企業逐漸顯現出一種與傳統鋼鐵大國產業路徑顯著不同的適配特征。這種適配并非源于更激進的減排目標，而更多來自于其長期形成的直接還原鐵—電弧爐生產結構，使其在制度倒計時啟動之初，便處于相對較低的排放起點。
以阿聯酋酋長國鋼鐵公司為代表，中東地區頭部鋼企普遍以天然氣基直接還原鐵與電弧爐為核心工藝路徑。即便在尚未全面實現“綠氫+綠電”的情況下，該生產體系的隱含排放水平也已顯著低于高爐—轉爐體系。在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以產品隱含排放為核心進行比較的機制下，這意味著阿聯酋酋長國鋼鐵公司等企業在進入制度約束階段時，所面臨的碳成本暴露度相對有限。
更重要的是，阿聯酋酋長國鋼鐵公司的低碳轉型路徑體現出鮮明的工程現實主義特征。其并未采取一次性“全氫切換”的激進方案，而是在既有直接還原鐵體系上逐步提升氫氣摻比，并同步推進可再生能源與氫氣供應條件的匹配。這種“在低碳基數上逐步升級”的工程策略，使企業能夠在制度信號逐步清晰的過程中，靈活調整投資節奏，而無需提前承擔高風險、不可逆的資本投入。
在能源條件上，中東地區為這一策略提供了現實支撐。天然氣資源為直接還原鐵提供了相對低碳的過渡路徑，而阿聯酋等持續推進的大規模可再生能源與氫能布局，則為未來向氫基直接還原鐵過渡預留了接口。這使得阿聯酋酋長國鋼鐵公司的低碳轉型，更像是一條與能源體系演進同步推進的工程路徑，而非依賴短期補貼驅動的示范工程。
當然，這一路徑并非沒有約束。廢鋼資源、直接還原級鐵礦石供應以及未來綠氫成本，仍將對中東地區國家的鋼鐵行業的擴張形成長期制約。但與高爐體系相比，這些約束更多體現為資源與市場問題，而非工程周期與制度時間表之間的根本性沖突。正因如此，以阿聯酋酋長國鋼鐵公司為代表的中東鋼企，在一系列國際政策所設定的時間框架下，展現出一種結構性“順周期”的適配能力。
美國
結構分化之下，順周期優勢的邊界正在顯現
與中東地區國家不同，美國鋼鐵行業并不存在單一、統一的工程路徑，其在低碳語境下呈現出顯著的結構分化。一方面，以紐柯鋼鐵公司（Nucor）、鋼動態公司為代表的該國電爐鋼企，長期依賴廢鋼—電爐體系，排放強度相對較低，工程調整周期短，在制度不確定性仍然存在的階段，具備較強的順周期特征。但另一方面，美國仍保留著一批以高爐—轉爐為核心、深度服務汽車板材和高強鋼市場的長流程資產，其工程決策邏輯更接近歐盟與日韓鋼企。近期的項目動向，正清晰地勾勒出這一板塊的現實選擇。
2025年6月份，美國鋼鐵龍頭克利夫蘭—克里夫斯（Cleveland—Cliffs）正式宣布，取消其在俄亥俄州米德爾敦基地規劃的氫基煉鋼項目。該項目原計劃投資約13億美元，并獲得美國能源部5億美元補貼支持，一度被視為美國氫冶金轉型的重要示范。然而，該項目最終因氫氣供應不足、政策支持預期減弱以及商業回報不明朗而被擱置。這一決定表明，即便在擁有財政補貼背書的情況下，氫冶金項目在當前美國能源與市場條件下，仍難以順利跨越工程與商業可行性的門檻。
類似的現實考量，也體現在美國鋼鐵公司的資本配置選擇中。盡管其通過大河鋼廠等電爐項目強化了低碳布局，但近期仍批準對美國印第安納州加里市工廠的14號高爐實施約3.5億美元的“大修”，并同步推進熱軋產線升級，以維持該基地的長期煉鐵能力。這一系列投資發生在日本制鐵完成對美國鋼鐵公司的收購、并承諾于2028年前投入約110億美元之后，反映出即便在美國市場，高爐資產仍被視為中長期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美國鋼鐵行業的“順周期”優勢并非普遍存在，而是高度依賴于具體資產結構。其電爐體系在工程節奏與制度時間表之間保持了較高的適配性，而長流程資產則在氫冶金推進受阻的情況下，選擇通過高爐延壽與產線升級來穩固現有競爭力。
綜合來看，低碳項目工程節奏正成為鋼鐵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新變量。回顧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從制度設計到進入實施階段，其真正改變的，并非鋼鐵行業可選擇的技術路徑本身，而是不同工藝路線在時間維度上的比較方式。多重國際政策約束框架下，碳不再只是遠期轉型目標，而被提前轉化為影響成本預期、投資決策與貿易結構的現實變量。制度并未規定哪一種技術才是唯一正確答案，卻通過明確的時間表，將工程落地的風險前置給企業自行消化。
從不同地區鋼企的實踐看，這種時間維度上的篩選已開始顯現分化。歐盟鋼企并非缺乏轉型意愿，卻在能源成本、融資環境與工程周期的多重約束下放緩節奏；日韓鋼企技術路徑完整，但決定長期排放結構的替代性工程尚未進入不可逆階段；印度鋼企仍處在擴張窗口期，其當下的工藝選擇正在被制度持續放大；而中東與美國部分鋼企，則因既有工程路徑與制度節奏更為契合，在過渡階段展現出相對從容的適配能力。
在國際低碳相關制度壓力逐步顯性化的過程中，那些低碳項目工程調整周期更長、路徑切換成本更高的體系，將率先感受到時間窗口被壓縮的約束；而在低碳項目工程層面具備更高靈活性、或已處于較低排放起點的路徑，則更容易保留回旋空間。
